另一方面，尽管国家计划型科研大部分是满足科研人员的自身需求，但从长远出发，基于真理探索的科学技术发展实际更多地服务了整体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本法第10条的表述是受政务处分的期间，第22条、第23条和第24条使用受处分期间的表述，到底应当是期限还是期间？是否应当考虑统一各种表述？ 二是如果指影响期，即受处分处理的影响期间，若政务处分的影响期较短，而党纪处分、组织处理的影响期较长，就将出现基于党内法规规定而使法定的政务处分影响期被延长的情形，务必慎重考虑此制度设计的法理依据与现实合理性。倘若个别规定不科学、不合理，既可能束缚国家监察工作的具体实践，也可能导致政务处分在实践中被不恰当运用，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2）中国共产党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作机关等各级各类党组织构成。三、关于文字表述的意见 （一）运用法言法语，避免泛用政治话语和文件表达方式 1.建议斟酌修改第4条第2款应当给予政务处分而未给予和给予的政务处分违法、不当的两处表述。（5）建议在第2款中增加关于赌博行为的规定。尽管公务员法第59条第13项有类似规定，但是刑法规定对此方面行为的界定是诱骗、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界定是从事和引诱、容留、介绍。应当给予的处分种类不同的，执行其中最重的处分。

第27条对三类人员设定相应处分后的职业禁入规定，实际上是将取消当选资格或者担任相应职务资格、依法罢免、解除劳动人事关系等处理与公务员的开除处分等同起来。（2）在可以移送监察机关处理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规定监察机关在必要情况下，主动介入有关案件或者要求任免机关、单位将该案件移送监察机关处理。举例来说，如果国家对科研人员甲给付的科研经费比往年大幅减少，甲因此主张国家经费减少(间接)侵害自己学术自由是没有正当性的。

[7] 即便如此，学术自由与教育自由的保护范围依然有所区别。黄宇骁，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当然，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宪法的具体化与展开，宪法仅仅是对下位法的制定予以基本底线要求而已。这种情况是违反科研一般规律的，也是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所禁止的情形。

成为问题的应当是科研人员隶属于高校或科研院所，接受来自外部企业或社会团体委托从事科研活动的情形，这种情况在我国即归入所谓横向课题的范畴。[29] 此外，一些高校针对引进人才配备所谓科研启动资金当然也属于为学科型自由科研提供科研经费，因为这种科研启动资金不是所谓的纵向或横向课题，不是任何主体委托的特定科研计划，也没有预定完成目标和事先的研究计划，相反往往是高校提供给新引进学者自由研究的经费保障。

不过，无论是命题式还是自拟课题式，都呈现出强烈的国家主导与国家喜好选择的特征，国家往往根据优先程度对资源进行分配，学者个人科研的自由度受到大幅度制约，且往往呈现跨学科、团队式的研究特征，因而与学科型自由科研有本质区别。当然，成为问题的应当是所谓的科研绩效式工资(奖金)。以下，笔者将于本文中具体展开下限制约的解释学工作。与此相对，教育自由的保护范围很显然主要是教学活动，并不包括科研。

一方面，政策智库型科研是单向型的，即纯粹满足国家政治的自身需要而委托科研人员提供服务的科研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政策智库型科研实际出成果更快、对国家(政府)的直接需求度更高，因而不难想象国家(政府)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天然地希望把更多的经费与资源投入政策智库型科研。学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本身有着自身运行法则，即科研自身规律(Eigengesetzlichkeit der Wissenschaft), [22]宪法对下位法的制约原理也应当以这种科研自身规律为标准进行推导，而不是掺杂其他的什么政策目标、指示等因素。例如，我国《高等教育法》第60条规定，国家(政府)必须保证对高校的经费投入，并应当实施鼓励社会各界对高校经费投入的措施。当然，即便充足保障的具体数额是因社会、财政、经济发展水平而异的，但充足保障的最低标准却是宪法可以回答的。

因此，所谓宪法制约的标准就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确定制约内容。另一方面，产业型科研作为学术活动的一种当然应当受到学术自由的保障，科研经费制度的构建也应当尊重科研自身规律，过度限制实际上也损害了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本栏目特选取三篇论文，从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双重维度分别探讨了科研经费的法律治理问题，以期助推我国科研经费治理向规范化与法治化方向发展。那么，当人们论述科研经费的重要性，并试图依据某种规范对现实的一切立法政策予以指导和要求，宪法是必须出场的。

蒋悟真：《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法律治理》， 《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32] 当然，具体什么样的基本工资(学科型自由科研经费)标准算作是充足保障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宪法解释的范畴，而属于政策问题。然而，学术活动却与此有着天壤之别，科学研究是一种只依赖假说——证明——证伪或假说——证伪——假说模式的真理探索过程，一方面，其很难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划、方案等按部就班推进，另一方面，其成果的正确与否只取决于实验检验(而不是民主表决)。现实中，这类科研经费大部分已包含在科研人员的工资中(即最基本的科研活动经济保障)。[28]然而，关键是科研业绩评价机制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笔者于本文中所要论述的科研经费制度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学术(包括职称评定等)法规范的构建，亟待今后着重探究。谢海定：《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 《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25]Vgl. Hans- Heinrich Trute, Die Forschung zwischen grundrechtlicher Freiheit und staatlicher Institutionalisierung, 1994, S.100. [26]参见前注[9]，山本隆司文，载同前注[9]，城山英明、西川洋一书，第155页。[13]例如，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章。

作者简介：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7]参见湛中乐、黄宇骁：《当代日本教育法学研究评述》，载孙笑侠主编：《复旦大学法律评论(第5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115页。

西方古典意义上的学术活动或科研活动发源于民间自发的自我探索活动，它不依靠任何主体(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的诱导、刺激而产生。[1]与此同时，科研经费制度建设乃至科研经费的放管服改革不仅需要上述学科的研究支撑，而且离不开法治的支持。

对于这种类型的研究，当然有科研经费的问题，尤其在公立大学与科研院所，国家作为举办者如果不对这种类型科研活动进行资助，是直接违反宪法的。当然，以上四种类型的科研活动仅仅是一种抽象化的归类，现实中，一种科研活动兼具两种以上形态的情形当然是存在的。这样做实际是忽视科研规律，将真理探索活动当作了国家施政，将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等同了起来。换句话说，宪法为国家设定的这种积极义务(受益权)有怎样的效力，它对下位法律制度的建构意味着什么。

对这种科研启动资金采用预算管理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违背学科型自由科研自身规律的做法，国家应当对其进行纠正。[6]参见内野正幸「教育の自由」大石眞ほか編『憲法の争点』(有斐閣、2008年)，第114页以下。

注释: [1]参见于涛、陈金刚：《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江苏高教》2016年第2期。因此，这种没有外部帮助无法开展科研活动与要求外部不干预科研活动的自由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由此构成了现代科研自身规律的第二个特征。

[30]参见长谷部恭男『憲法』(新世社、2014年)，第231页。国家应当本着科研经费制度匹配科研活动类型、科研活动类型之间资源分配平衡的原则构建合宪的科研经费制度。

[33]换言之，这就意味着如果科研工资(学科型自由科研经费)的金额足以使得科研人员不会因为资金缺乏、入不敷出而不得已参加国家计划型科研与政策智库型科研，那么就算作是达到了充足保障的标准。因此，当国家基于创新性不足、缺乏社会重大意义等理由对科研人员减少或不支付经费时，科研人员就可以依据该规定中的有益于人民和具有创造性两点来主张自己的积极权利，反过来说，就不应该依据我国《宪法》第47条第一句即学术自由的消极权利性质来对抗科研经费的不给付或少给付行为。关于这一点，答案是清楚而明确的。[2]代表性的研究，参见郑毅：《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与学术自由的保障研究——以〈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第25条为切入点》， 《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

因此，对这种类型科研活动的经费制度设计理所当然也要以尊重科研自身规律为基础，保障最基本的学术自由(如国家不能自己指挥研究方法、步骤和实施过程)。因此笔者将严格以宪法学中的释义学(教义学)方法为基础，对下列三个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国家科研经费制度的重要性、国家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涉及哪些宪法学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又对现实的立法政策与改革措施提出了哪些规范要求等展开探索，以期为国家顺利推进科研经费改革提供法学理论支撑。

如果大学与科研院所针对学者的研究业绩给予不同的科研绩效奖励，从而形成科研人员间的收入差距，是否不符合学科型自由科研的规律，国家是否需要对此规制呢？笔者认为，高校(含科研院所，以下同)出于鼓励科研、刺激学术生产的目的施行科研奖励政策并没有压制或违反科研自身规律，反而是促进科研人员学术上的动力和创造力。辛斐斐、范跃进：《财政性科研经费管理：困境、根源及出路》，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换言之，古典意义上的科研是无前提性的，个人对真理的探索没有附带任何商业利益、特定政治目的或公益目标。另外，笔者也仅仅是从宪法原理与规范出发对未来我国科研经费制度改革与构建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与愿景，并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行科研经费法律与政策(规范性文件)一一指出当前制度的问题与改进建议。